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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艰苦的路!这是一条光明的路!

2021-04-17 20:05:39 中国航空报 陈令文

在新中国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就重视航空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为创建航空工业做着积极的准备。

一九二四年九月,孙中山在广州以黄埔精神创办中国第一所航校——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即广东航空学校,并选定以“红屋”为校本部,培养航空人才。以“红屋”为中心的航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建党不到三年、人数不足千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航空学校去学习,开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此后又连续三年派三批同志到苏联学习航空技术。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六日,“九一八”事变前,龙文光驾驶的一架国民党军用飞机因为迷航迫降大别山南部的革命根据地,连人带机被俘虏。后鄂豫皖红军徐向前等领导人接见了龙文光,欢迎他参加红军。龙文光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关怀下弃暗投明,成为人民军队的飞行员。在龙文光的帮助下,根据地兵工厂的工作人员克服技术和物质上的重重困难,终于将飞机重新装配修复,并在机翼上绘制了两颗红星。为纪念十月革命的胜利,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列宁”号飞机的缴获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一九三一年“列宁”号飞机由卡房飞到新集,军委决定成立鄂豫皖军委航空局,任命龙文光为局长,钱均为政委,局址设在新集普济寺内,红军的第一个航空局就在这里诞生了。从此中国工农红军拥有了第一架飞机,并在鄂豫晥根据地新集建成了第一个机场。

“列宁号”飞机在红军攻打黄安县城中投下了两枚炸弹,精确炸毁了当时敌军指挥部,在地面部队配合下生擒敌首,获得作战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利用飞机出战并赢得胜利的战斗,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共产党人意识到,飞机具有重要军事价值,发展航空力量是巩固国防、救国家于危亡的重要途径。

一九三二年三月,新疆省政府正式成立新疆航空军官学校,简称新疆航校。一九三七年冬,招收第三期飞行班学员和第二期机械班学员。中国共产党派出的多名干部进入的这两个班学习航空技术。新疆航空队毕业学员返回延安后,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多位领导人多次接见。这是革命根据地培养的第一批数量较多的中共党员航空干部。这批队员大部分成为今后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延安机场始建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九四四年底扩建工程竣工,建成沙石(碎石、沙子、粘土)跑道长两千米,宽六十米。相应修建了一些机场附属建筑。与此同时,建立了机场管理机构——机场勤务股,隶属于延安卫戍司令部,业务上属作战部空军组领导。

延安机场是中国共产党整修、使用和管理的第一个机场,也是第一个红色机场。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接管了侵华日军在张北、灵丘、张家口的机场,九月在张家口成立晋察冀军区航空站,主要任务是:管理机场;保管飞机、器材和油料;保障飞机起降;培训航空人员。随着战局恶化,在此地工作的一批航空干部离开张家口,向东北进发。先走的有徐昌裕、熊焰、胡华钦、孟力、马杰三等以及日俘飞行员长谷川。一九四六年八月一日,最后一批航空干部也开始撤离,并奔赴东北。

东北老航校一九四六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习惯称“东北老航校”)在吉林省通化市成立。我党早期培养的一批航空骨干、选调的陆军官兵以及日军起义人员,在这里开始了中国空军艰难的创业。之后的三年,他们培养出了五百六十名航空人才,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准备了骨干,因而东北老航校被誉为共和国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成立前,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

在开国大典上,人民军队十七架飞机以整齐威武的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在九架F-51“野马”战斗机之后,顺次是二架“蚊”式轻型轰炸机、三架C-46运输机、一架L-5联络机和二架PT-19教练机。

在一九四九年,能挑选出十七架状况较好的战机,组成这支阅兵飞行中队实属不易。因为数量不够,周恩来总理想到了让飞行速度较快的九架F-51型“野马”战斗机飞两次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一难题。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被提到重要日程。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在西柏坡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根据兼任东北老航校校长刘亚楼的建议,亲自组织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与会同志听取了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的汇报,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酝酿创建空军,并开始组建作战部队和筹建人民空军领率机关。

同年九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宣布:“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建立提上日程。一九五〇年,空军和重工业部单独或联名先后五次向中央报送关于建设航空工业的意见。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赴朝作战。如果说开国大典上,捉襟见肘的飞机飞两遍暂时解决了场面上的问题,而抗美援朝战争熊熊燃起的烽火,则在战争实际需求上加速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

一九五〇年十月底,中国与苏联商谈中国飞机修理厂与发动机修理厂的建设问题,计划在东北现有工厂的基础上进行航空工业的建设。十二月,苏联专家来华调查航空工业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关的计划。会后商定由何长工、沈鸿、段子俊组成代表团前往苏联就建设航空工业进行谈判。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下旬,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召开会议,确定了我国航空工业建设的基本方针,周恩来总理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我国是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五六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飞机,搞搞修理是不行的。因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应当是适应战争的需要先搞修理,再由修理发展到制造。开始规模搞得小一些,由小到大,主要先解决飞机修理的需要,要保证朝鲜打仗。在设计和建造修理厂的同时,应有今后转为制造工厂的安排。”这一结论,使中国航空工业从一 开始就明确了创业发展的正确道路与方向。

这条发展道路与西方航空工业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很不相同。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航空遗产微乎其微。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还做出另一项重大决策,就是依靠苏联援助建设自己的航空工业。

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北京西郊机场,何长工、沈鸿、段子俊三人组成代表团乘伊尔-12型客机前往莫斯科去完成一项关系中国航空工业创建与发展的重大使命。行前,中财委主任陈云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你上了飞机,我就上马”,意思是为航空工业创建准备物质条件。代表团经齐齐哈尔、苏联赤塔等地于一月九日抵达莫斯科。一月十二日起,中苏双方正式谈判。谈判主要围绕中国建设航空工业道路和原则、修理的规模、工厂的设计三个问题进行。一月三十日,谈判基本达成协议。二月十九日草签了协议书。此后三人先后回国。这次赴苏谈判,争取到了苏联对中国航空工业建设的援助,对于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实习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