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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业的同龄人为航空事业奉献青春热血

2021-01-08 18:35:49 中国航空报 杨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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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第一眼看到我的名字,很多人都会哼起这样的旋律。名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我,就是和航空工业一样,诞生在1951年抗美援朝的烽火硝烟中。

幼年的我随父母支援祖国建设辗转多地,随着支援东北建设的大军落户在辽宁沈阳。1974年,我被选中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那时叫北京航空学院)读书,学习飞行器设计,开启了航空的求学之路,梦便从这里开启。没想到14年后,37岁的我又在北航读取了硕士研究生,专门研究飞机的结构疲劳和断裂力学,这为我从事的强度工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1977年,我从北航毕业来到航空工业沈阳所工作,在强度室当设计员。强度工作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当时的计算工具就只有计算尺和算盘。计算尺和算盘我一直保留着,后来捐给了爱国教育基地进行展览。之后随着技术发展,我们开始用打孔纸带,自己编程输入计算机,又逐步发展为用打孔卡片输入。那时输出结果都是用碳粉打的,脏的不得了,一摸一手黑,运算效率也非常低,但在当时已经是比较先进的了。

到了80年代,强度室有了第一台微机,型号比英特尔286还早。所里派了两位员工到深圳把它背了回来,还专门为它建了个机房,足见其珍贵。这台机器白天晚上都不闲着,大家排队使用,现在一眨眼就能算出结果的数据,当时要算几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有一次,同事杨树勋计算一些关于起落架强度的数据,第9天才算出了结果。

印象深刻的还有顾诵芬院士当时出国考察,在美国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个卡西欧的计算器,回到所里就拿给了强度室,说我们的计算任务重,给我们使用。当时那个计算器可以计算一些复杂公式,还可以简单编程,大家高兴得直拍手。为了更好利用它,大家也是排队使用,还派专人保管,使用要登记,用完要检查计算器是否完好。

当时,为了进一步贯彻“军工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所里决定开展歼8系列飞机产品寿命和可靠性的疲劳试验工作。歼8飞机作为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型高空高速歼击机,是我国航空史上的一座丰碑。试验地点在大山里,要坐火车倒公共汽车再倒长途汽车才能到达,长途车每天只有早晚各一班,错过了就要再等大半天。山里的物资也很匮乏,锅碗瓢盆都是我们在沈阳采购好,一路背过去的,尤其是电热毯,山里没有暖气,只能靠电热毯取暖。试验一做就是两年多,每个阶段都要好几个月,期间买菜做饭都要自己动手,条件非常艰苦。有一次因为紧急任务需要尽快赶回沈阳,恰巧赶上修路,最后是同事开着三轮车,顺着村里的小路,开了十几公里才到县城。车上没有地方坐,路途又异常颠簸,只能蹲在车上,两手紧紧抓住车栏杆,到了县城,腿都不会动了。火车站上车的人太多,最后我是被人从窗户塞进去的。当时,不光我这样,大家都是这么艰苦,但是都一心为了试验,也就不觉得苦了。

1997年,我到了科研部,负责所有科研型号的管理工作。与刚入所相比,型号科研已经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和发展。刚到科研部工作,还没有使用计算机,全靠手写单子来下达科研计划。于是我们就潜心研究,花了三四年自行编程开发了一套科研计划管理软件,涵盖了科研相关的物资管理、经营、合同、计划等,实现了科研计划管理的信息化,在全国也是比较先进的。这套系统一直沿用了很多年,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005年,我开始担任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当时所里倡导实施知识工程,就是把前人的经验做成知识库,供后来人学习借鉴,也就是让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承担这项工作时也有一段心路历程,从内心的抵触,到慢慢接受并意识到其重要性,不遗余力地使用推广。我还参与组织筹划了首届科技创新大会,并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而这一举措已经成为惯例一直沿用至今,产生了智能螺栓等丰硕的科技创新成果。

我的老伴儿张杰敏也是一名航空人,她也出生于1951年。我们相识于北航,同为飞行器设计专业的学子。初来沈阳所,她正赶上歼8Ⅱ飞机的整体设计,也在强度室,工作繁忙但能够夫妻团聚,也算是一份小确幸。1995年,她调到档案室担任党支部书记、后任主任,参与并见证了沈阳所开启档案资料信息化的新纪元。后来在科技委主要负责所史志的日常工作,并参与开展知识工程的条目梳理、动画制作和推广使用,之后便专注于中国航空人物丛书和院士传记的编写工作。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刘鸿志、顾诵芬、管德、杨凤田等的传记和材料她都如数家珍。退休后,年近古稀的她经常要坐火车到外地,协助集团科技委和一些航空相关单位编辑、审查资料,每天六点钟吃过早饭就开始工作,直到晚上七八点钟。

我们是航空工业的同龄人,与航空工业共成长,为航空奉献了青春热血,奉献了大好年华。回望40多年的航空科研生涯,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绩,只想为航空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作为亲历者、参与者和见证者,此生我们无愧芳华,无愧航空。

责任编辑:助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