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宝成从农舍栖止到广厦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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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秋周末的清晨,我打开窗户,站在自家15楼阳台上凭栏而望,对面厂东门广场上那架以飞翔的姿态昂然挺立的大飞机,在凌晨的一场新雨后看上去更加英姿勃发。远处,素有“华夏文化根脉”的秦岭,在如纱的云雾烟笼下,愈发如诗如画。

平日里,不论再忙再累,只要站在阳台上眺苍翠秦岭,望云卷云舒,看正对面厂门口那架装扮一新、俨然已成地标的退役真机,侧目见厂区科技楼顶“既是航空人,就知责任重;既做新装备,就得多辛苦”的醒目标语,心里总会涌上一番或深或浅的感慨。

置身于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剧情演绎飞快到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邓公南巡讲话的1992年,我进入了曾经是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过,在当地人眼里神秘而又“高大上”的全市唯一一家航空企业。进厂三年后,我从生产车间调入公司党委办公室。记得作为工作人员第一次旁听党委中心组学习,当晚那个振聋发聩的主题至今记忆犹新——“丢掉幻想,推墙入海”。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在车间所不曾了解到的真相:曾经在耀眼光环遮掩下的“军工骄子”,已经到了债主逼、法院传、人心散、资金缺的残酷境地。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日子,无论是走进分厂、车间还是班组、处室,员工们谈论最多的就是:“谁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企业有困难,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工资是谁发的?”1996年“七一”前夕,办公室安排我起草党委领导在“七一”大会上的形势任务宣讲稿。前一个月只领了100元生活费的我,在稿纸上郑重地写下“同志们”三个字时,心头涌满的是悲壮的神圣感。那年,我和同样领了100元的本厂职工订了婚。

在给干部员工兜了底后,有人另谋出路,有人观望,但是更多的人选择了坚守,选择了和企业一起逆境奋起。说实在的,那时候年轻的我不是没有动摇过,但每当机会来临时,却总觉得有些东西,是我所割舍不下的。也许是我从领导团队殚精竭虑冲破残局中看到了希望,也许是亲眼见证了企业内部大刀阔斧解放思想转观念、深化改革转机制、调整结构变方向、分灶吃饭求生存……我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三支歌”(《国歌》《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的激越大合唱中,数千人一起不等不靠创新业。

1998年,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我在厂区附近农村租房成了家。那些日子最迫切而又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就是能住上厂里的房子。老企业几十年来分房一直论资排辈,工龄是主要指标。好多人熬到四五十岁,才能分到新房子。我们两口子都不是厂子弟,刚成家时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大概500元左右,25平方米的民房每月租金150元。房子在二楼,没有上下水,洗碗洗菜、上厕所都要去一楼。晚上加班回来晚了,得敲半天门,说一堆好话请房东开院门。每逢下雨,土路上一片泥泞,从家走到厂区,泥巴水能甩上膝盖。

厂里据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行集资建房的,从90年代中后期起,又试行分房奖励。起初是把三分之一的旧房源拿出来,打破工龄看贡献,破格奖励骨干人员,后来奖励的比例逐年加大。1998年底,厂里给我们奖励了一间15平方米的旧楼房,虽然是建厂初期建成的旧房子,一个楼道里住四家,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但有了厂里的房子就有了依托,生活就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欢天喜地的我们感动得越发没黑没白地加班加点。而我们的企业,终于在1999年初步挣脱了困难的锁链,走出了亏损的沼泽地,斗志昂扬地步入了发展的良性轨道。

2000年儿子出生时,他第一眼看到的家,已经是两室一厅68平方米的新楼房,有了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实现了在自己家洗澡的美好愿望。婆婆常年跟我们一起住,每到周末公公和小叔子也会过来,常常是客厅沙发、阳台的折叠床上都住上了人。虽然我们住的是一梯三户的中间房,客厅大门正对着上下楼梯,因为屋门常闭而使得屋里不通风,但我们全家依然满足而开心,并且以为从此再也不会搬家了。

时光荏苒,转瞬间就到了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厂里又筹划要一次盖三栋高层住宅楼,成本价出售本厂职工,我们在符合购房条件之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会随着条件的改善而不断攀升。在家人的给力支持下,两年后我们搬上了15楼的三室两厅。

于是,儿子有了一间独立的卧房,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写字台,房门开或关上,可以完全出自他个人的意愿。而我,终于有了一组心心念念的大书柜,在厨房的主战场之外,安放我的“附庸风雅”。

我们的企业,设计之初原本是在北京建厂,后来因为国防安全需要,改在西部建设。据厂史记载,负责选址的工作人员,经过三个月的勘察,选定了秦岭脚下这一大片当年还是荒地的宝地建厂。于是60多年前,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航空人才,怀着一腔报国的热血,挟着大江南北的风尘,从上海、沈阳、太原、北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奔赴山城,在一片废墟中筚路蓝缕挺起脊梁。

寒来暑往、岁月更迭。沉淀了南北文化精髓的秦岭,在静默中见证着我们从计划经济时的“天之骄子”,到市场经济下“普通一兵”的风云激荡艰难困苦,也参与着我们精神的重生与塑造。改革,是一场千军万马较量的优胜劣汰。穿着笨重的大头靴、背着沉重大包袱的我们,在和一群穿跑鞋、着轻便运动衣的人赛跑中,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在继续用信念诠释着忠诚,也在奉献中享受着改革对我们生活的改变。

从朝南的阳台望秦岭看厂区,从朝北的窗户望去,下面正对着的则是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和篮球场,每天都有一波又一波企业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在这里锻炼。足球场四周,我刚进厂时所见的那一转圈旧房子,如今都已全部被一栋栋高层住宅楼所取代。现在厂里的年轻人,只要好好干,结婚成家时再也不用像我们当年那样租民房,一次次搬家,而是大多数都能直接把新房布置在家属区。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这个早秋周末,当我再次站在阳台近观厂区、远眺秦岭时,思绪翻飞感怀不已。半个月前,18岁的儿子从这里背起行囊,飞越大半个中国,去了以军工为主要就业方向的哈工大开始了大学生活。他的高考志愿填报,我和先生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的强制成分。这个出生在工厂家属区,在厂幼儿园、子校小学一路长大的“00后”,即便在西安读高三那段“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的日子,有一次居然还曾主动问起我:“咱们厂今年厂庆有啥活动没?”从小到大,只要说起我们企业,他总是一口一个“咱们厂”。

终于懂得,有一种情结,已是植入基因、融入血液。

责任编辑:臧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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